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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沈淮一直在注视着陆修，而非那位律师。陆修身上发生了一些肉眼可见的变化——他挺直了肩膀，下颌紧绷，早晨那种疲惫而温和的神态已然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坚硬、冷峻的状态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打算出什么公开招数？”陆修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会把交给监管机构的那份材料捅给媒体。那份材料刻意隐去了他侄子的角色，反而把你们俩描绘成共谋者。如果他走法律程序，那就是诉讼；如果他泄露给媒体，那就是丑闻。”她放下手中的文件，“我们要抢在他前面行动。今晚就去找同一批记者，把澳门那份文件和关于他侄子债务的情况抛出来。不是以指控的形式，而是以提问的方式——一个背负私人债务的人，为何要操纵一场公开招标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房间里陷入了寂静。窗外，细雨轻敲着玻璃。

        亨尼西率先打破沉默：“这招够损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但这招说的是事实，”沈淮说，“这就够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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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他们忙碌了整个下午。亨尼西两度驱车进城，每次回来都带回了更多的文件。会计师在两点钟赶到，整整一个小时没说一句话，只是弓着身子伏在账簿前，耳后还别着一支铅笔。律师则在走廊里不停地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透着一股不依不饶的劲头。

        陆修工作起来简直像着了魔，沈淮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他总能捕捉到连律师都忽略的细节；他放下文件，又重新拾起，从脚注里精准地找出了那个被掩盖的名字。七点整，律师合上了笔记本电脑。“准备好了。但今晚就得发出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那就今晚发。”陆修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在书房里拨通了电话，声音平静，不带一丝温度，将那份文件交给了她认识十年的记者。挂断电话后，她看向两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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